河津市村名由来渊源及村概念

起源与泛化浅考

李怀俊

河津市行政区划为:三镇、四乡、两办总共143个行政村,257个自然村,有些自然村有名无实,真正名副其实的有241个。为了更好地实施党中央,国务院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宏伟战略,开发利用,发挥地方历史文化魅力。传承文明,宣传河津,弘扬河津,把河津推向全国,推向世界,促进河津经济发展,为河津跨飞作贡献,把河津每个村的文化渊源,村名的由来、演变、挖掘、考证、整理、客观真实的描述下来,是每个河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两年多来,我走访了河津大部分村庄,及河谷大川,山山峻岭,沟沟凹凹和各处名胜古迹,有典故的地域,对河津市范围内每个村名称的起源,演变,发展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一 、河津村名的来历渊源

河津市每个村村名的来历渊源经考察、挖掘、认证。大致可以分为16种。其内涵丰富,十分有趣,每个村都有一个故事,每个村对我们都是一堂很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文化课,下面把每个村的取名来源分类列开:

(一)以姓氏命名78个

这类村庄的名称都是在建村时该姓人家为主体,或建村时该姓人家起了主导和关键作用,或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该姓逐渐变为该村的主导体,将村名冠以该姓而立名。共三种形式:1、以村、堡、院、庄、巷、聚落地的形式立名44个,如:郭村、卫庄、马家庄、刘村、胡家堡、夏村、吴村、杨家巷、石庄、谭庄、富家院、赵家庄、樊家庄、贺家巷、小张、郭庄、贺家庄、武家堡、邵庄、张家堡、李家堡、马家堡、刘家堡、东、西侯家庄、尹村、黄村、牛家庄、樊村、李家庄、魏家院、史家庄、韩家院、张家巷、刘家院、樊村堡、范家庄、康家压、任家庄、何家庄、张家庄(詹家庄)、郭家庄、西樊村。2、以聚落地的地理形貌前冠以姓氏立名26个,如:樊家坡、米家湾、高家湾、樊家峪、刘家岭、杜家湾、丁家湾、小丁家湾、周家湾、陈家岭、王家岭、杨家山、杨家沟、郑家洞、史家窑、闫家洞、曹家窑、任家窑、原家沟、张家岭、邵家岭、杜家沟、杜家岭、南张岭、阮家湾、柳壕。3、其它形式冠以姓氏立名7个,如:马家、北张、西王、东黄、下牛、丁家、柴家。

(二)以地形、地势、地貌特征命名43个

这类村庄建立时都以聚集地的地形、地势、地貌特征为依据而立名。

如:西梁、东梁、小梁、南梁、中湖潮、东湖潮、东坡、西坡、瓜峪、东湾、坪头、驮腰、岭西、上岭西、天池、立柱岭、东梁沟、陡坡底、大坡上、坡底、南沟、上岭、下岭、西岭、南山、斜岭、后沟、半坡、垣上、古垛坡、南坡、大沟口、琵琶垣、艳掌、堡子沟、古垛、西硙、东沟、峻岭、上梁、窑子沟、东崖底、西崖底。

(三)以人名命名5个

这类村庄均以此人先迁此地,或此人对该村提高声誉作用很大。

如:杜卜梁、下杜卜梁、史恩庄、史惠庄、忠信

(四)以历史典故传说命名11个

这类村的立名都有一定的历史典故和渊源。

如:伯王、小停、伏伯。义唐、张吴、东辛封、西辛封、山王、官庄、龙门、北王。

(五)以营生行业命名的9个

这类村庄的名字都以自己经营行业得名。

如:碗窝、罗家铺、东窑头、西窑头、老窑头、西窑科、黄窑科、贾木庄,皮坊岭。

(六)以佛教、古迹命名10个

这类村庄都有一定的佛教渊源或村内有明显的古迹建筑。

如:上市(寺)、王家塔、二郎庙、贺家塔、上化、下化、石庙梁、寺塔、北寺庄、南寺庄

(七)以果木、植物命名10个

如:枣坪、枣庄、枣树院、软枣卜岭、柏凹、干柴坡、青草凹、南桑峪、南午芹、北午芹

(八)驻扎军旅命名12个

这些地方古时均以驻扎军队或军事要地而得名。

如:苍头、苍底、苍岭、上寨、寨上、寨里、炮楼上、兴平堡、天城堡、汾阳堡、万春堡、上寨岭。

(九)以意愿得名13个

这些村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让本村幸福美好,永远平安,兴旺发达。

如:官庄、新仁庄、北辛兴、南辛兴、新兴、旭红、东光德、西光德、永安、常好、常好堡、太阳、太阳堡

(十)以方位命名8个

这些村都在建筑集居地四周及关卡处。

如:东关、西关、城北、城关、吴家关、米家关、前城里、后城里。

(十一)以牲畜命名的3个

如:羊凹、羊庄、羊马坡。

(十二)因派生命名9个

这些村都是派生分化而新得名

如:清涧一村、二村、三村、四村、小丁家湾、辛庄、百底新村、人民村新赵村

(十三)因有特殊标记命名14个

这些村都有自己的特殊标志。

如:干泥坪、黄路道、甘泉沟、园子沟、天池、要线、芦庄、干涧、固镇、双井村、清涧、柏疙瘩、船窝、乔子沟。

(十四)以特定的地理方位命名10个

这些村庄的处地都有其特殊的地理方位。

如:西庄、南原、北原、上院、下院、南里、北里、南方平、北方平、东堡、东崖底、西崖底、南村。

(十五)其他形式命名5个

如:刘西咀、庄头、百底、修村、沙樊头。

(十六)历史原因改名

如:三迁,因黄河改道从西往东搬迁三次而定。

修村,文革前叫修仁村修仁,是因薛仁贵而命名,文革中批仁、义封建礼教而去掉仁字叫“修村”。

二、村概念的起源及村的泛化

中国最早的字书《说文解字》中没有收录“村”字,此前的文献中也不见“村”字。看来秦汉以前还没有“村”这种说法和组织,但其有村的原形“邨”字,《说文解字》和《玉篇》都将“邨”的含义释为地名,是一种泛称。

依据文献记载,“村”字及具体村的名称最早见于东汉中后期。村的早期形态在先秦时已经存在,庐、丘、聚是村的三种主要来源形式。南北朝时期是“村”的名称泛化时期,村开始具备社会意义,这是“村”进入国家地方行政体制并成为一级基层组织单位的必要条件。

相关材料表明,南北朝时期“村”的具体名称的出现有一定的地域性。而唐代明文规定,所有野外聚落统统称为“村”,并规定村为一级行政组织单位,使村的含义有了质的变化,这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村的名称正式诞生—即东汉中期以前,我们可将其称之为村前时代。此时村的早期形态名称各异,称乎著多。

《说文解字》云:“庐,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到了后来,农民慢慢地向田野迁徒,庐似乎已经成了农民的经常住所。《诗经.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庐,疆场有瓜。”东汉郑玄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汉书食货志》:“在庐曰庐,在邑曰里。”注曰:“庐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这样上古时的农人就有了两处住所,春夏时白天在田野耕作住在田中所搭建的庐中,晚上回到城里聚居。

还有一种聚落名为“丘”。《说文解字》云:“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玉篇》云:丘.……虚也,聚也。”根据以上两种解释:一是居住的丘里位于山坳里。也有人以为根据字形“丘”是高出地面的土穴,就像一座小山包。《庄子杂篇》则阳章有关于丘内部组织的记载:“少知问于大公调曰:何为丘里之言?”大公调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这就说明丘里是由数个不分族姓的个体居民聚居在一起而形成的居民点,因居住在丘里又有“丘民”的称呼。

聚是村的又一个早期形态。聚本来就是“聚拢”、“聚集”之意。《说文解字》云:“聚,会也。”正义注曰:“聚——为村落也。”在《后汉书?郡国志》中聚有50多处,可见聚落广泛盛用。

通过对这些早期聚落情况的考察,村并不都是自然形成,也不单独是“从古代城市中分离出来的”。村的成因有多种,一是以庐为形式的聚居地发展而来,一是以丘为形式的自然聚居地发展而来和以人为规划安置聚居地形式发展而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隋朝)是“村”概念的泛化阶段。这一时期以村为概念的聚落大量出现,“村”概念的使用和分布范围逐步扩大。逐渐取代其他称谓并成为所有野外聚落的统称。

村为一种聚落名称,与邑、堡、坞、屯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聚落名称连用或互用,并成为并列同义词。

村与邑。《宋书?潘综传》云:“孙恩之乱,妖党攻破村邑,综与父骠共走避贼。”

村与堡。《晋书?李特载纪》云:“是时,蜀人危惧,并结村堡,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

村与坞。《魏书?释老志》云:“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村与栅。北魏《元袭暮志》云:“寻除后将军河东太守。于时此郡,两接羌虏,北连胡寇,绛蜀乘间,逐相扇诱,屠村破栅,骤其小利,凶势既张,顽守郡邑。”

村与屯。《宋书?萧思话传》云:“二十八年,亡命司马顺则诈称晋室近属,自号齐王,聚众据梁邹城。又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号安定王,亡命秦凯之、祖元明等各据村屯以应顺则。”

魏晋南北朝时村名的泛化不单单在中原政权的直接统辖区,在边蛮,在胡地,在帮属,甚至佛教用语中聚落都用村来替代。

民族区域:蛮地,《宋书?自序》云:“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为

抚军将军、雍州刺史。天子甚留心,以旧宛比接二关,咫尺崤,陕,盖襄,阳之北捍,且表里强蛮,盘带疆场,以亮为南阳太守,加扬武将军。边蛮畏服,皆纳赋调,有数村狡猾,亮悉诛之。”

胡地:《北史?尔朱荣传》云:“敞字乾罗。彦伯之诛,敞小,随母养于宫中。年十二,敞自窦走至大街,见童儿群戏,敞解所著绮罗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骑至,不识敞,便执绮衣儿。比究问知非,会日已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见长孙氏媪(ǎo),踞胡床坐,敞再拜求哀,长孙氏愍之,藏于复壁之中。”

帮属区域:流求国,《北史?流求传》云“流求国,居海岛。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主一村之事。”

佛教界域:《高僧传?释慧弥传》云“时至则持钵入村。食竟则还室禅诵。如此者八年。”

《百喻经》云:“昔有一聚落。去王城五由旬。村中有好美水。王敕村人。常使日日送其美水。村人疲苦,悉欲移避远此村。”

上述诸列证反映出在南北朝时期“村”已经成为聚落的主要代名词,村的具体名称的适用范围随着封建政权实力圈的扩大而扩大。村名的出现有其时代范围,与该地域是否已经正式“进入”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有关。

总之,魏晋以来“村”概念的使用已经泛化,“村”的分布区域随着华夏文明区的扩大而不断扩大,最后终于跨越了具体名称的时代界限。到了唐代,“村”成为所有野外聚居的统称,并且成为一级行政组织单位。从此,“村”更被赋予以社会制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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