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修实
牛年即将过去，虎年就要来临，农历腊月二十五日是我娘的“忌日”，我娘已经离开我们五十多年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也从青壮年变化成八十四岁的耄耋老人。岁数大了，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容易忘掉，可是年轻时发生的事却越来越清晰，尤其是我娘的音容笑貌、往事历历在目浮现眼前。不由得，我伏案提笔把娘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以飨后人……
想起我的娘,两眼泪汪汪……
我娘姓苏，封建社会的女孩儿没有名字，成年后根据姓再加一个“氏”字。我娘少年时大家都管她叫“六姐”，和我爹成婚后小名没有再提起过。我家在村里辈分小，同辈的弟、妹们叫我娘“二嫂”，后来岁数大了，村里人的“大辈”也都尊称我娘“二嫂”。官方户口登记，我娘的名字就是“苏氏”，直到去世。
我娘苏氏，一九零七年元月二日（农历丙午年十一月十八日）生于清河县孙庄乡前苏家堂村；卒于一九七一年元月二十一日（农历庚戌年腊月二十五日凌晨）清河县人民医院（原址），享年65岁。
我娘的爷爷名字叫苏老仲；爹名字苏长年，娘名字张氏。我娘男女同胞七人，两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我娘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因下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大人照顾不过来，弟、妹们的大小事就落在我娘的肩上了。当时家庭拥有的耕地不算少，也没有雇过长工，所以我娘从小时候起就养成了能吃苦耐劳的坚韧性格。
抗日战争时期，我爹（宋玉琢，革命烈士，中共清河县委副书记，一九四一年六月牺牲。）作为县委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工作环境恶劣、艰苦而且繁重！根本就无法照顾家庭。我娘一边照顾幼小的我们（姐弟俩），一边参加和支持我爹的抗日工作，而且配合地非常好。
县委在我家开会，我娘警惕性很高，亲自站岗，在我家从来没有出过事！我爹的战友们多半时间是夜间行动，家里就成了临时办公处，他们经常开会、布置安排工作，有时候通宵达旦。我娘也就跟着他们忙前忙后，为他们站岗放哨、为他们传递情报、为他们做后勤支援。不管是寒冬还是酷夏，我娘为战友们烧水、做饭、缝补衣服，照料伤病员。赶上冬天烧火做饭，有时从雪窝里扒出柴火。我爹的（同学）战友，当时的县委书记王发武同志在我家养病，我娘负责照料他，直到一个多月后痊愈。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下，战友们经常食不果腹，吃饭没有准时，而且随时有任务。这时候，我娘就赶紧坐上笼屉做饭熥干粮，照料他们吃饱上战场。就这样，我娘总是很有耐心从不叫苦喊累。
一九三九年夏天，清河县遭遇洪水，家里被淹了，我爹为了便于工作，把家搬到（地势稍高一点的）李六庄亲戚那里，我们的同志也就到李六庄亲戚那里联系工作。此后李六庄亲戚家也就成了临时办公处，我娘照常继续支持他们的工作为他们做后勤帮手。
一九四一年农历辛巳年六月二十七日凌晨，孙庄乡于庄村。我爹和战友们正在交接工作，由于叛徒告密被日伪军包围，我爹为了掩护群众不幸中弹牺牲。当天，李华周和县大队的同志把我爹的遗体运回苗庄。恩爱夫妻没能到头，我娘悲痛万分！
我爹牺牲后的第二天早晨，我爹的战友赵立春带领我娘到郑庄（现在隶属临西县）见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的首长。首长安慰、开导并鼓励我娘：“我们一定要为宋玉琢同志报仇！你要化悲痛为力量，把孩子们抚养长大！有啥困难找组织”。自此以后，我娘带着我姐弟俩东躲西藏（当时姐姐六岁我四岁），生怕我姐弟俩有一点闪失！直到日本投降抗战胜利……
我小时候，记得有一次，我娘带着我们姐弟俩给我爹上坟。娘坐在爹的坟前，哭得很悲伤！我姐弟俩年龄幼小劝不下，只能托着我娘的鼻涕和泪水陪着娘一起哭，直到娘哭的没力气了……那时候我刚刚记事，姐姐七岁，我五岁。
我娘很明白，我爹是与日本鬼子、皇协军打仗牺牲的，是抗日英雄！所以娘只有一个信念，无论多艰难，自己决不改嫁！一定把他们的骨肉（儿女）养大成人！来告慰我爹在天之灵。
我娘经常讲我爹的抗日故事；讲我爹的待人处事；讲我爹舍小家为大家；讲我爹严谨的做事风格和对工作的一丝不苟；讲我爹如何对待亲人和战友；讲我爹如何代父照料四个妹妹、如何代兄照料嫂子和侄儿，以及我爹如何爱整洁、爱干净的小事也经常给我讲……其实娘这是以我爹的言行和高贵品德为榜样教育我、勉励我，激励我长大后像爹一样做一个品德高尚、对社会有用的人。
记得我六岁那年，娘为了我长大有出息，强逼我去上学。那时候岁数小不知道上学是怎么回事，我说什么也不肯去。我娘着急了说：“你不去上学，哪里也不许去！今儿个也甭想吃饭！”后来，我知道拗不过娘，还是乖乖地去上学了。我娘扛着凳子，带着舅舅给我抄写的《百家姓》作为课本，把我交给了学校的老师。后来，我娘还给我专门做了一个书包。
长大后，慢慢地懂得了当时我娘为什么对我发脾气，其实娘对我疼爱有加，怎么忍心不让我吃饭呢？为了我长大后有出息,
这是娘的良苦用心!
那个时候入学是冬季，天气很冷，教室里也没有取暖设备。娘给我做了一件长袍，扣子是用布条盘成的，布盘扣都缝在棉袍的右边。开始，腋窝的扣子自己系不上，好多次都是娘亲手给我系上。娘还给我做了新棉鞋、新棉袜子、还有棉手闷子（棉手套），有娘的疼爱真好！穿在身上暖到心里！
小时候，由于生活艰难、缺乏营养，导致我体弱多病，得过“疟疾”、“肺炎”、“伤寒”等病患。上中学时，我又患上了“肝炎”病。那时候医疗不发达，县级医院还没有走向正规，为了治好我的“肝炎”病，我娘到处求医问药。打听到临西县水坡村的王恩祥郎中能治此病，我娘毫不犹豫亲自前往水坡村寻医抓药。从我村苗庄到临西水坡村足有三十多里路程！有些地方还泥泞难走，路况很差！天气又炎热，娘顾不上吃饭、歇息，硬是一口气走了个来回！娘是小脚妇女（旧社会陋习，妇女用裹脚布缠足成小脚），一口气走七十多里地，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终于，娘给我抓来了中药，求来了药方。后来又请了孙庄的孙郎中，大田庄的田郎中。最后，又请了沈庄的张玉岭郎中，直到把我的“肝炎”病彻底治愈。
自从我爹牺牲后，我娘用孱弱的肩膀扛起了家里的生活重担！当爹又当娘！春种、（夏收、夏播）秋收，耕、耙、耩、耘，浇水、施肥，什么时节该做什么事我娘样样懂行。
每年谷雨节到了，我娘把早已准备好的优质棉花种子用开水浸泡，盆中还插上一个木棍不断搅动。娘经常念叨：“枣芽发，种棉花；谷雨前后把种下”……
芒种节来了，娘弯着身子挥舞镰刀劳作在麦田里……抢收、抢种……
秋分季节，娘为第二天种麦，头一天晚上必须把种子、农药、肥料调配好，农具准备齐全，第二天召集人播种。当时我十来岁，我娘事事不让我动手！
冬天到了，我娘也不闲着。每天，天还未亮，娘就拿着扫帚，在宅子的两面坡上扫柳树叶子（我家宅子居村东头两面临湾，形成两面斜坡。为了护坡，我娘种了几十棵柳树）。收集柳树叶子是为了烧炕取暖，还能喂羊。那时，为了一点柳树叶儿，娘受尽了风吹雪打。
我十来岁的时候，和姐姐（比我大两岁）去井上抬水，娘总是不放心，每次都和我们一块去。我与姐姐抬一个木桶，娘提着一个水罐儿。娘从井里提四罐儿水，倒入木桶，我和姐姐往家里抬。姐姐心疼我，总是把木桶离她近一些，让我这头轻一些。因为没有大人照料,我们就这样抬水吃，（我岁数小，还无法担起两支木桶盛满水的重量）直到我长大强壮了，能担动两只木桶水了娘才放心了。
我十四岁那年，和娘一块去离家四五里地的西北红薯地里锄草。刚开始锄地，我就觉得又热又累，就坐在地上歇着不愿意干了。可是我娘没歇着，直到把一亩多地锄完。当时，可能我娘就想让我锻炼一下，没拿我当回事吧！后来我回想起来觉得很惭愧，对不起我娘！
一九五六年，我村也成立了高级农业社，实行按劳分配。娘就成了社员，和社员们一起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
有一年孝义屯平整土地会战，（那时我正在上学）娘和姐姐带着外甥女和外甥，提着粗暖水壶、带上干粮，娘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孝义屯南坡地距离苗庄村有十三四里地。
一九六七年，村里建起了粉笔厂。娘到厂里干活，负责包装粉笔盒。有时为了赶进度，还把粉笔盒半成品带回家，利用晚上一点空余时间，制成完整的粉笔盒，第二天交到厂里验收。
一九七零年秋天，生产队里为鼓励社员积肥，给每个养猪户支援一头小猪钱，养猪户自己去购买小猪崽。为了去威县寺庄村买小猪崽，我们十几个人商定，第二天凌晨四点出发。娘心疼我，怕我饿着赶路，老人家四点之前早已给我做好了饭菜，吃完饭很舒服。娘是什么时候起的床呢？我全然不知！
买回小猪后，娘对小猪很有兴趣，很关心。劁小猪时出了点血，娘用红药水点了又点，生怕小猪发炎。
后来，生产队里给每个养猪户奖励半亩地的红薯秧子，用来养猪,得自己去割。娘没有吃早饭，就去西南地里割红薯秧子了。早晨我从学校（当时我在本村小学任教师）回来后，赶紧到了地里，看见娘干得很带劲，把红薯秧快割完了。这时候娘已经六十五岁了……
我娘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为子女、为家庭操持着、付出着，从来不知疲倦！直到病倒后……
一九七零年农历庚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晨，娘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头晕头疼），我与姐姐问娘怎么了！这时，娘已经话也说不清楚了！我赶紧喊来堂兄清文，他说症状不好必须马上去医院抢救！并随机叫了清河县医院的救护车，很快救护车到了。跟车的是韦珍杰医生 ，略做诊断就把我娘抬上了救护车。县医院许铭皋大夫接诊的。当时，县医院医疗条件很简单，还没有现代化诊断设备，仅靠听诊器、把脉、和血压计诊断病情。许铭皋大夫是个军医（上海下放医生）诊疗手段高明，很快就诊断出结果——脑溢血。我对这个病情一无所知！还傻傻地问许大夫什么是脑溢血？能危及生命吗？许大夫告诉我：你要有思想准备，醒不过来的可能性很大！什么？我没听错吧！当时我觉得我的头像个油篓，情绪失控了。我一直追到许大夫的办公室，我不敢相信这是真事！我娘的病很危险吗？就此没娘了吗？我真是不敢再往下想了……前两个月，娘还从坝营会上买来柏木柱子，主持盖了一间北房；还去地里割红薯秧子；晾晒红薯干。这几年也没得过重病，一九五七年得过严重肺炎，一九六一年得过伤寒，两次都非常危险，但都转危为安了。这次就过不来了吗？当时脑溢血这个病患知识我一点也不懂，就感觉是一场梦！
后来的一个月里，每天给娘输液。当时的药物疗效以及治疗手段都很落后和现在无法相提并论。当时输液胶带都是病人共用的，输液瓶上面是敞开的，针头固定在一个小玻璃管上，病人稍动，很容易跑针。每天我跪在娘的病床边,扶着娘的胳膊,不断摸着娘的脉搏。娘口腔里有了痰，就用管子吸出来。病情稍微稳住一些，我就吃几口干粮、喝几口水，趴在娘的病床边眯瞪一会儿。由于长时间没空洗涮,也没换衣服,还生了一身虱子。那时孩子们尚小，最大的外甥女也仅有14岁，也伺候姥姥到最后……
腊月二十五日凌晨，经抢救无效，最终我娘没能醒过来，娘真的是太累了……
腊月二十六日，县政府责成县木业社为我爹赶制棺材送到苗庄（我爹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很年轻，当时葬埋的又仓促需要迁坟。那时，我爹牺牲已经三十年了，原来的棺材已不成型），我娘的棺材由堂兄清臣组织人也赶制成了。腊月二十八日，县委、县政府责成杜林公社和前苗庄党支部组织干部群众，在大街上为我爹娘开了追悼大会。会后，由村支书宋嗣斌带领干部群众护送爹娘的灵柩直到墓地……
自此，我再也见不到爱我、疼我的娘了！
娘，生在民不聊生、多灾多难的战乱年代，那个时代造就了她坚韧不拔的刚强性格；战火纷飞的年代，追随我爹和战友们参加抗日活动，她称得上是英雄的母亲！和平时期，我娘不忘初心，牢记首长的嘱托，艰难地抚养我和姐姐长大成人！娘迈动着“小脚”用孱弱的臂膀为我们撑起一片天，娘又称得上是伟大的母亲！
娘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娘的恩德如沧海，说不完也写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