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总想写一些关于票友的事情,因为自己是票友一枚,对于票友的种种行为和思想更能描述得清晰。然而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似乎有很多很多要说的话,却也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但是票友这个群体确实是有很多发光点可写的,只是缺一条五彩丝线,串联起散落的一颗颗明珠,让不了解票友的圈外人能更全面地看到票友们的生活。

我试着拿起这条线,拾起一颗颗珠子,希望各位朋友能对我们这些票友的生活有所了解,那这篇文章就没有白写。

剧场演出之后合影

一、朦胧的越剧

时光机拨回到1983年,越剧电影《红楼梦》在全国重新上映,现在我才知道那个戏是1958年创排,1962年就拍摄完成了。时隔二十多年重映,正赶上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那精美的服化道,豪华的演员阵容,让我们这些不懂得什么是时尚的年轻人如痴如醉。

记得黛玉葬花时,一句花落花飞唱出来,桃花林里纷纷飘落的花瓣营造出的意境是那么美,黛玉含恨离世后,一阵清风吹起了她卧室的纱幔,隐隐约约地带有一股鬼气,好像能看见黛玉的灵魂缓缓飞去。这样的意境,在40年后的今天也不过时,很少有哪部戏能拍出如此强的代入感。

越剧电影《红楼梦》剧照

就是这样一部美轮美奂、情真意切的电影,迷倒了茅威涛钱惠丽单仰萍等一众今天的越剧大腕,使他们宁可练功吃尽苦头,也要投身到越剧事业。而与他们同一代人的一群北京少年,同样被这部电影所吸引,那时候买《红楼梦》的连环画,贴宝玉、黛玉的年画成为一种时尚,我曾经抱着砖头录音机反复听一盒《红楼梦》的唱段,也因此牢牢记住了徐玉兰王文娟的名字。因为对这部戏的痴迷,我开始搜集与越剧相关的资料和信息,那年头少之又少的信息来源也限制我对越剧的更深探索。直到有一天,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了一个大约10公分见方的招生广告:京越艺校招收越剧学员~~ 简直如获至宝!于是在那个周日的下午,怀揣着这份晚报,乘一个多小时的车,来到了位于北京沙滩附近的皇城根小学。

面试我的有两位操着南方口音的老师,其中一位讲话就像越剧念白,举手投足都带着越剧的范儿,一股亲切感油然而生,就像越剧《红楼梦》里的王夫人吧,很和蔼可亲的感觉。坐在她旁边的还有三位年纪和我相仿的学员模样的女孩子,“王夫人”老师让我唱一段,我就大着胆子唱了一段刚学会的尹派名剧《何文秀》中的“桑园访妻”,没有音乐伴奏,我越唱越紧张,嗓子里也像塞上了棉花,声音小得估计跟猫叫也差不多…… 唱罢,“王夫人”朝我微笑,说唱得还不错,音准可以的。坐在她旁边的一位齐耳短发的女生,主动对我说,你的咬字不够紧实,有点松。尹派需要咬着唱。当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真的见到了越剧的专业人士啦!那份激动用语言难以表达。后来我才知道,那位“王夫人”模样的老师就是原北京红旗越剧团的副团长,北京越剧的奠基人丁苗芬老师。

与丁苗芬老师(左)在后台(2018年)

那次叫做面试的见面以后,十六岁的我一只脚踏入了越剧的门,每周二和四晚上6点钟,准时在皇城根小学的小操场学习身段,在教室里学习唱腔。一时间,水袖、台步、圆场练得热火朝天;各个流派的唱腔也学了一个遍,徐派、范派王派吕派,不一而足。那三个月,我恍惚觉得自己成了一名专业的戏校学生,将来的目标就是站在越剧舞台上大显身手了。

跟我同一个班的有十几个小姑娘,看她们学得那个认真劲儿,估计也和我一样以越剧事业作为将来从事的事业了,呵呵~~

二、不惜代价的投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戏曲迎来了一次复兴的机会,传统戏纷纷得到恢复,但是越剧对于北京来讲,还是属于小众的,没有多少人能听懂,尽管越剧《红楼梦》电影北京人也爱看,但仅仅限于这一部戏,观众只是冲着这部名著来的,对越剧这个剧种着迷的人还是为数不多的。

越剧由于方言的限制,在京城一直是小众文化,像傅全香范瑞娟这样的大师曾经组团在北京开发京城市场,最后也是铩羽而归。而隶属于冶金部的红旗越剧团,也是因为难以靠演出养活自己,最终宣告解散……

前文提到的红旗越剧团副团长丁苗芬老师,靠着对越剧的执着热爱,大胆尝试让北方姑娘唱越剧,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北京成立一个由北京姑娘担纲的专业越剧团。于是我们这一代人有幸成为丁老师第一批栽培的种子,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的骨感却让理想终归变成了美丽的泡沫。

北京世博园演出后合影

1992年,丁老师率领着京越艺校的毕业学员们在北京工人文化宫演出,我们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北京越剧艺术研究会越海越剧团。听着很高大上的名字下面,我们穿的是自己缝制的戏装,头上戴的都是珠市口买来的京剧饰品;文化宫的后台没有椅子,没有开水,剧场要求我们化好妆再来演出,因为剧场不具备条件。十几个人都挤在丁老师灯市口的家中化妆,丁老师自己也在其中,那天丁老师演的是《沙漠王子》片段。

就这样,一群怀揣梦想的北京女孩子,踉踉跄跄开启了越剧的寻梦之旅。

公园演出,乐在其中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市场化对文艺界的影响日益显现,醉心越剧的这群北京姑娘渐渐明白,没有市场,又没有资金支持,越剧只能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梦境。现实远不像戏文里唱的那样,十载寒窗毕竟会金榜题名,这两者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想题名那还需要很多客观条件。北京终究还是没有专业越剧团体,热爱越剧的姑娘们终究还是北京越剧票友。

时光推移,转眼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原来越剧艺校的学员们都已进入而立之年,事业基本稳定,那少年时期的越剧火种悄悄复燃,大家又纷纷聚拢来,靠着职业上的收入,投入到自己的这个业余爱好之中。

一件真丝戏服动辄两三千元,一个真发头套少说也要千元;北方没有专业越剧乐队,要演出大戏就一定要去江南购买伴奏带,那一出大戏的伴奏一起价就要六七千元,这些大家都是自己凑起来的。听起来这投入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讲已经不小,然而这只是九牛一毛,刚刚搭起来了演员自身的基本条件,还要有道具、剧场场租、排练场地等等等等,业余团体没有演出收入,每排一台大戏都要重复以上的投入,俨然一个无底洞啊!

这些行头都不便宜的

梦想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是这么大的困难,北京票友们居然排出了《红楼梦》、《梁祝》、《玉簪记》、《西厢记》、《家》等等大戏,而且乐此不疲。如果你采访这些票友们,这些年的投入每个人都要几万元,有些团体的带头人投入要在几十万。

《牡丹亭》片段——幽媾

梦想一旦被付诸行动,就会变得神圣。

三、票友们的那些微妙

当票友们几近疯狂的军备竞赛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站在圈子外面的人往往无法理解这种心情,为了追求灯光下的片刻释放,有人甚至付出了一套房子的代价,这究竟值得不值得?有的票友自嘲,我们像在吸食精神鸦片,为了这份享受,可以无所顾忌。

票友们的演出也有很多观众,原因多种多样,一是票友们的表演还是有一定水平的,二是票友们投入的软件如服化道,乃至剧场都是很有规格的;三是票友们往往把自己位置摆的较低,多数演出也都是公益性的,免费请观众入场。每场演出也能高朋满座,台上演员唱得很嗨,台下观众也热情高涨,两下各得其所,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玉簪记》剧照

我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一群为自己的爱好无私奉献的人,同时也为越剧这一剧种做出了贡献,一个剧种如果没有了票友,她的生存空间就很有限了,这绝非耸人听闻。当年梅兰芳先生创的新腔,怹总是关心是否被票友们传唱;当年也有张君秋李宗义这样的票友最终下海成为一代名角儿;现在浙江一代活跃着众多民间越剧团,演员也都来自民间,可以说是票友转变成专业的典型,戏曲剧种的繁荣确实离不开票友群体,票友们成功地充当了剧种的大背景板。

于是票友群体在技艺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跃入了专业圈子,拜名师,与越剧名家同台演出,还引发了很多媒体的关注,电视台也专门开辟栏目给票友们展现,但是无论名家还是媒体,突出一个核心都是票友们如何执着地追求艺术,付出了比专业多得多的努力。这样的节目像一剂强心针,既督促了专业演员,也鼓励了业余演员们,让大家更加满怀信心地投入到票友这个事业中来。

曾经跟一位早年在京越艺校一起学戏的朋友聊天,她现在事业有成,国企里的高层管理人员;依然放不下儿时的这个爱好,也在领导着一班票友业余时间演出活动。提起票友的团队精神,她亦正亦邪地说,一个剧团只能容下两个头牌花旦和小生,多一个都不行~~这也是票友们的酸葡萄心理在作怪,希望把所有戏的C位都占满,不允许别人有机会,否则就明争暗斗,互相打压,斗得不亦乐乎。

这些不过是简单的吃吃醋,斗斗小心机,还有一些票友真的把业余的事情当成了职业对待,与周围的姐妹们因为那一点点舞台上的展现时间,无所不用其极。为了那虚无缥缈的所谓名声,拉帮结派,诋毁曾经的姐妹,企图靠这些手段让“竞争者”退出票友圈子。我就听说过原来是在一起票戏的好姐妹,其中有人不平衡居然霸占了姐妹们一起凑钱买的服装和道具,于是从前的姐妹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

屈指算来,从1983年丁苗芬老师创立京越艺校到今天,近40年光阴荏苒,当年十几岁的那群小学员,如今都已年界耳顺,有的人早已远离票友圈子,但依旧关注着越剧;有的人仍活跃在业余越剧舞台上,参与着台上台下、明里暗里的表演;也有人不参与演出,却自娱自乐唱着自己理解的越剧。我们不断地出戏入戏,不断地追求,有没有想过静下来,想想当年的梦想和如今的现实,这两者重合了吗?在越剧中得到了多少乐趣?又失去了多少?人人心里都有各自的答案。

借用苏轼老先生的一句词吧: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与天津越剧团刘文娟老师后台合影(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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